《在真理中的愛德》通諭開宗明義說：“耶穌親自作證的在真理中的愛德”乃是“每個人和全人類真正發展的主要動力”。這道通諭的物件是整個天主教世界和“所有善心人士”。在引言中，教宗提及“愛德是教會社會訓導的康莊大道”。然而，由於“有遭誤會和脫離生活倫理的危險”，因此使之與真理相配。通諭提醒道：“一個沒有真理、只有愛德的基督信仰，很容易被認為是善良情愫的儲存庫，為社會的和睦共存有用，但只屬於邊際效用而已”（1-4）。 發展需要真理。教宗說沒有真理，“社會行為便要受到私利和權勢邏輯的擺佈，給社會帶來分裂的效應”（5）。本篤十六世著眼在兩個“道德行動的指導準則”上，這兩個準則來自“在真理中的愛德”的原則：正義與公益。每位基督信徒都蒙召叫，也經由影響城市生命和社會生活的“制度的途徑”來行愛德（6-7）。教會強調：“它沒有技術性的解決途徑可供給”，但它有“真理的使命待完成”，以便營造“一個符合人、符合人性尊嚴、符合人 聖召的社會”（8-9）。 通諭第一章談的是保祿六世的人類發展的訊息。教宗提醒說：“缺乏永恆生命的前景，則現世人類的進步必將陷入窒息的境地”。沒有天主，發展既可能，也將“失落人性”（10-12）。 通諭寫說保祿六世強調：“為建設合乎自由與正義的社會，福音具有不可排除的重要性”（13）。在《人類生命》通諭中，蒙蒂尼教宗“指出生活倫理和社會倫理之間存在的強烈關係”。今日也一樣，“教會強調這個關連”（14-15）。教宗解釋《人類發展》通諭中聖召的概念。既然“發展產生自超性的召喚”，則“發展乃是聖召”。該通諭又指出：當“發展旨在提升每個人和整個人”，則這樣的發展該是“全面的”。又說：“基督信仰不依賴特權或權勢地位來關心發展的事”，但“依靠基督”。教宗明顯指出：“落後的原因主要不在於物質問題”，更在於意願、思想、尤其在“在於人際間和民族間缺乏友愛”。又指出：“日愈全球化的社會使我們更接近，卻沒有使我們成為兄弟”。因此需要動員，好使經濟朝向“完全人性的結果發展”（19-20）。 在通諭第二章裏面，教宗開始深入談論當代人類發展的問題。他指出：只是追求利潤，“而不想到公益乃最後目標，將導致破壞財富並製造貧窮的危險”。他舉出幾個變相的發展說：“多少帶有投機的金融活動”，“經常只因受到刺激”卻處理惡劣的移民潮，還有“地球資源無節制的開採”。面對這些彼此關聯的問題，教宗祈求一個“新的人文主義綱要”。他說危機“迫使我們重新規劃我們的腳步”（21）。教宗證實，今天的發展乃是“多元中心的”。“世界財富絕對在發展，但差距也增加”，產生新的貧窮。教宗惋惜腐敗在富裕和貧窮國家都存在；有時候大型跨國企業不尊重勞工的權利。從另一方面說，“國際援助經常由於”贈與者受惠者 的“不負責任，而偏離了原來的目的”。教宗同時揭發“某些富裕國家借著實行過於嚴格的知識產權方式，特別是在衛生保健方面，來保護自己的知識”（22）。 教宗提及東西集團對立結束後，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經要求重整全球性的發展方案，但這“僅局部發生而已”。今天對國家公權的角色則有新的評估，冀望公民社會得以參與國家和國際政治。其後，教宗又把注意力集中在富裕國家遷移低價格產品的固定產地，他警告說：“這種進程導致社會安全網的減少，給勞工權利帶來嚴重的危險”。此外，“裁減社會開支，這經常也是國際金融機構促成的，足以使國民無力面對新舊的危險”。從另一方面看，也發現“政府為了經濟利益理由經常限制工會的自由”。因此通諭提醒各國執政人士“第一個應該維護並重視的資本是人，完整的人”（23-25）。 通諭接著談到文化層面的問題，指出互相影響的可能性敞開了對話的新前景，但這也有雙重的危險。首先是文化方面相容並蓄的折衷主義使各種文化“基本上都被視為同等”。反面的危險則是“文化被一視同仁”後，生活風格一律化（26）。通諭於是談到饑餓的可恥現象。教宗指出缺乏“一個有能力面對緊急局勢的經濟體制結構”。他祝望發展中的國家在農業生產技術上能找到新的可能，同時進行公正的農業改革（27）。 教宗本篤十六世特別強調尊重生命“不能與各民族的發展脫離關係”。他指出在世界許多地區仍然不斷在進行人口控制，“甚至強迫墮胎”。在發達國家散佈著“反生育的觀念，而且經常設法把這種觀念當作文化上的進步來傳達給其他國家”。通諭繼續說：有“可靠的懷疑指出，有時那些為協助發展所提供的幫助與衛生保健政策牽連在一起”，這些政策強制實行生育控制。那些“與安樂死有關的立法”同樣令人擔憂。通諭提醒說：“當一個社會開始走向否定和終止生命時，就再也找不到理由和力量為人的真正利益服務”（28）。 另一個與發展有關的問題是宗教自由權利。教宗寫說：暴力“抑制真實的發展”，“那些以原教旨為背景的恐怖暴力主義特別使用暴力”。此外，許多國家宣傳的無神論“相反各民族發展的需要，竊取了他們的精神和人性資源”（29）。事實上，為能夠發展，需要由愛德來協調的各種知識互相為用（30-31）。因此，教宗祝望當前的經濟選擇能夠繼續追求人人都有工作的首要目標。他警惕各國避免短視的經濟政策，這種“短期、甚至極短期的經濟政策”以降低維護勞工權利的水準，來換取“國家在國際上更大的競爭力”。為此，教宗呼籲改正運轉不靈的發展模式，這也是地球生態環境健康狀況所要求的。這一章以有關全球化的話結束：“沒有在真理中的愛德的引導，這個全球性的推動足以造成至今人類尚未見過的災難的危險和新的分裂”。因此，需要“嶄新和有創意的努力”（32-33）。 博愛，經濟發展以及平民社會（公民社團）是通諭第三章的主題，它以對捐贈經驗的讚揚作為開端，而此經驗由於狹隘的效率主義或實用主義眼光常常並不為人所認可。教宗透露，就倫理方面的影響來看，經濟自主的信念竟然導致人以破壞性的方式濫用經濟手段。發展“如要真的具有人性幅度”，應該“為無償的原則留出空間”。（34）這一點對市場有特別意義。 “沒有團結和互信的內在本質—這是對它的警告—市場無法圓滿完成其所有的經濟職能。這裏再次重申，市場“不能只依靠它自己”，而應“從其他主體汲取道德能量”，而且不應將窮人視為“負擔，而應視為一個資源”。市場不應變成強者欺壓弱者的地方。它還補充：市場邏輯“在達成公共利益時才完成其目的，這同時而且尤其應該是政治團體的責任”。教宗明確說，市場並非與自然對立。最後，為使人，“他的倫理知識和他的責任感”都被牽涉其中。教宗結論說，當前的危機顯示出“社會倫理的傳統原則”—透明，誠實和責任感 –“不能被忽略。”同時，他提醒說，市場並不減低國家的責任，市場需要“正確的法律”。他重新引述“百年通諭”，指出“同系統，三主體的必要性”-- 市場，國家和平民社團，並且鼓勵“經濟文明化”。需要“穩定的經濟形式”。市場和政治亟需“向相互給與開放的人”。（35—39） 他注釋說，當今的危機也要求企業進行“深刻的變革”。其經營“不能只顧及雇主的利益”，也“應同時為當地團體負起責任”。教宗的話所涉及的是企業經理常常“只按股東們的意願行事”，他邀請他們要避免“投機性”使用財務資源。（40-41） 本章以對全球化現象的重新評估作結束，它指出全球化不應只是被視為“經濟和社會性進程”。“我們不應作全球化的受害者，而應扮演全球化的角色，在愛德和真理的引導下，以理性來推動全球化進程。全球化需要“一個向超性開放的個人主義和團體性的文化導向”，能夠糾正“運轉不良”。又說，“財富大量重新分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福利的分配不會被自我中心或保護主義的作為所終止。”（42） 在第四章，此通諭將人民，權利與義務，環境的發展作為發揮的主題。本文指出，人們注意到富足社會裏“對於剩餘物品權利的強調”，然而在某些不發達地區卻還缺少食物和淨水。“不考慮義務而只強調個人的權利”會導向“瘋狂”。確切地說，權利和義務屬於倫理的範籌。如果“它的基礎只是建立在一夥兒人的決議上”，那麼便是“每時每刻都可能改變的”。政府和國際組織不可以忘記“權利的客觀性和固有性”，（43）在這議題上，我們進一步探討“人口增長帶來的相關問題”。“視人口的增長為落後的首要肇因”這一觀點是“不正確的”，教宗再次強調了人不可將性“僅僅視為享樂和遊戲的行為”，也不可以用“強制性的生育計畫”這種唯物政策來約束人的性生活，他之後又強調“帶有倫理性的負責任地向生命開放是社會和經濟的一個寶藏”。又說，政府“受召叫推行以家庭的整體為中心的政策”。 “經濟－教宗再次強調－需要倫理以使其正確地運作；並不是任何倫理都可以，而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倫理”。文章強調說，以人為中心這一原則，必須作為國際間“發展協作”的指導，而且必須要考慮到那些受惠人。“教宗呼籲：國際組織需要對其行政系統的實際有效性作出自我檢討”，“通常是太昂貴了”。又提醒，有時“是因著窮人的名義來維持行政體系昂貴的開銷”。因此，建議對收到的捐助進行“全透明”的監督。（45－47） 此章最後的幾段是關於環境的。對於有信仰者，大自然是天主的一件禮物，需要有責任地使用。在此情形下，我們注意到了能源的問題。一些國家和組織對於“資源的壟斷”，構成了“貧困地區發展的嚴重阻礙”。因此，國際團體必須“尋找架構上的方法來制約對於不可再生能源的掠奪”。“那些在技術上領先的社團能夠而且必須降低對於能源的消耗”，同時必須“推動對於替代能源的研究”。 總的來說，“人們有必要在觀念上有所改變，以便採用新的生活方式”。在當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其中一個形式便是“趨於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決定性的問題“是社會所持倫理的複雜性”。教宗又提醒說：“如果人不尊重生命及自然死亡的權利”，“人類社會的良心就會失去人類生態的概念”，這也包括環境生態的概念。（48－52） 人類家庭的合作是第五章的重點。在此，本篤十六世強調“人類的發展特別依靠對於四海一家這一觀點的認同”。另一方面，又寫道，“只有當天主在公眾領域內也佔有一席之地”，基督宗教才可以為發展作出貢獻。如果“拒絕公開宣認其宗教的權利”，那麼政治就會“帶有一副壓迫性和挑釁性的面孔”。他又指出：“因著世俗主義和原教旨主義，使人們失去了”在理性和宗教之間“進行有成效對話的可能性”。這類的違反“對人類的發展構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代價”。（53－56） 教宗因此提到了輔從原則，此原則“通過仲介性個體的自治”為人提供了幫助。解釋說，輔從原則“是專門針對各種過度的社會福利國家專制主義的最有效的良藥”並且適於使全球化這一現象更加人性化。本文關注到：國際上的援助，“有時能夠把人鎖定在一個依賴狀態下”，因此不僅包括政府，也常常有民間社會的各個團體的介入。實際上，“往往援助的貨品只是將”發展中地區“的商品推向了邊緣化的市場”。（57－58）文章又宣導那些富裕的國家尊重所作過的承諾，將國民生產總值的“多數配額分配”在發展上。並祝願教育事業更大眾化，特別是“全人的培育”，因為一旦陷入相對主義，人們就會變得更加貧窮。文章又以性旅遊這一罪惡的現象作為例子。“教宗說道：我們很沉痛地指出此類事件之所以發生，常常是伴隨著當地政府的支持、客源國家的沉默、以及旅遊單位間的勾結”。（59－61） 教宗之後又提到了移民這一“時代”現象。他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自面對移民問題”。每個移民“都是一個有位格的人”，“他擁有在任何情形下值得所有人尊重的權利”。教宗要求不要將外國勞工視為一件商品並強調了“貧窮和失業的直接聯繫”。他呼籲所有的人應擁有正當的職業，並邀請那些非政治性的組織對在一些國家中社會權利受損害的工人們多加關注。（62－64） 在金融方面，又重複說，對實有經濟造成危害的濫用過後，現在回過頭來，成為導向發展的一個工具。又補充說：“金融工作者必須重新發掘指導他們行動的倫理基礎”。教宗又要求一個擔保弱小個體的“行業規則”。（65－66） 本章的最後一段，教宗指出“重整”聯合國及“國際經濟金融架構”的“緊迫性”。呼籲“出現一位真正的普世政治權威”，他能“以一貫的方式施行輔助和團結的原則”。又確定說，此權威追求“有效率的權力”。最後以一個呼籲作結尾，呼籲建立“一個國際秩序的高級機構”來管理全球化。（67） 第六章也是最後一章，重心放在人類的發展與科技這個題目上。教宗提醒我們警惕“富於反抗性的自負”，這樣的自負以為“人類可以借科技的奇能重新創造”。教宗警告：科技不可擁有“絕對的自由”，他揭示說“全球化的進程有可能想以科技來替代思想意識”。（68－72）與科技發展有關的是社會傳播媒體，而媒體的任務是促進“每個人和每個民族的尊嚴”。（73） 今天科技至上主義和人類倫理責任感在進行文化上的交戰，而其首要陣地便是生物科技。教宗解釋時附加說“沒有信德，理性最終會迷失在自我全能的幻想中。”社會問題變成了“人類學問題”。教宗遺憾胚胎和克隆的研究“是當今文化所推動的”，當今文化 “以為已經揭開了所有的奧秘”。教宗對“一個系統性的優生計畫”感到害怕，（74－75）所以他重新強調“發展本身除了物質的成長外，也必須包涵精神上的成長”。最後，教宗呼籲要有一顆“新的心”以便“超越唯物主義對人世間事物的看法”。（76—77） 教宗在通諭結束時強調：發展“需要基督徒舉起雙手朝向天主祈禱”，需要“愛和寬恕、犧牲自己、接納他人、正義以及和平”。（78-79） (梵蒂岡電台華語部翻譯)
